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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写真美術館于6月14日至8月10日之间,举办了「世界报道摄影展2008」。到访了该展览会的飯沢氏说这几年报道摄影的倾向发生了变化。借此机会请他分4篇对报道摄影的普遍状况和倾向进行解说。报道摄影的第一篇,回顾了「世界报道摄影展2008」,讲解了现代报道摄影的倾向。

发生变化的报道摄影的面貌

先讲讲「世界报道摄影展2008」吧。世界报道摄影展,是位于荷兰的世界报道摄影财团运营的世界报道摄影大赛的获奖作品展。今年有来自125个国家的5019位报道摄影家报名参加,收集了多达80536件作品。日本的展览会由朝日新聞社主办,在東京写真美術館和大阪的展示已经结束,但这之后在滋賀(立命館大学びわこくさつキャンパス)、京都(10月21日至11月16日、立命館大学国際平和ミュージアム)、大分(11月19日至30日、立命館アジア太平洋大学)有巡回展出的予定。

世界报道摄影展,在東京写真美術館也是人气极高的企画之一啊。从平成14年开始每年举办,到今年迎来第7次。我对报道摄影这一门类也有关心,觉得它对摄影来说是重要的门类。不过刚开始举办的那几年我虽然去看了,但看到那些把悲惨的生生现实与人类状况直截地映照下来的报道摄影,被压的喘不过气,甚至为自己只能看却什么也做不了而感觉到罪恶感。再加上报道摄影所映出的人们其生存是真正背负着沉重的现实的,而我们若要放在美术馆里鉴赏,总感到要承受某种重负。所以说实话,这几年并没能积极的看报道摄影展。

不过今年久违的去看了,发现虽然展示的基本构造没有变,但照片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感到很吃惊。摄影家的concept(概念)和主张得到强调,说的夸张一点,开始与艺术性(アート的)的摄影相接近了。所以即使在美术馆进行展示,也有很多照片是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对于报道摄影的面貌的变化,一方面感到“很有意思”,同时又产生疑问:“这样子能行吗?”这次摄影展让我对报道摄影展的印象有了很大变化。

现代报道摄影的特征

例如「现代社会问题」部,取得组照片第一位的ジャン・ルヴィヤール拍摄了非法移民居住的帐篷小屋。这张照片就像是宮本隆司的「纸壳箱子的家」的彩色版。宮本当然不是报道摄影家,而是使用照片的艺术家,但他用4×5淡淡的拍下的照片,与ルヴィヤール的照片的拍法基本没什么区别。1990年代以降,摄影展的存在样貌,已经不只是单纯的把照片放大展示在墙壁上那种直接的方法论,基于概念(concept)的位于现代美术与摄影的边界线的摄影表现与展示方法也在增加。这样一些变化,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对报道摄影的这一门类本身进行思考。

报道摄影家与进行评审的报道摄影财团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再只是单纯直截的表现生生现实的摄影,还增加了能感觉到置入了摄影家意志之滤镜的报道摄影。本次报道摄影展,有些几乎是纯粹的肖像与静物摄影的作品也获了奖。此外,彩色摄影偏多也是特征之一。以前的报道摄影展,印象中黑白的沉重画面特别多,而本次彩色摄影则占了8成。数码作品也理所当然的在参展。报道的意识与“作品制作”的意识正在一体化,这就是现代报道摄影的现状。

本次获奖的日本摄影家只有高木忠智一人。这或许意味着日本的报道摄影家们还没能应对现在的报道摄影的形态与表现的变化。这大概就是为什只有一个人被选中的理由。而且即使是被选的高木的摄影,也是很正统的黑白报道摄影味道的工作。世界与日本的报道摄影的nuance (ニュアンス/味道)的差别反而是意味深长的。

Caption(文字解说)的重要性

报道摄影如果不加caption(解説)这一文本,就是没法成立的。只看照片,很难判断「何时」「在哪儿」「由谁」「发生了什么」。想要明确这些因素就必须借助语言的力量。报道摄影中的文本是必不可少的,但文本的力量如果过强,则会对看的人造成束缚。另外,文本不同,照片的意义也可能完全不同。文本是面双刃剑。有必要利用好它的力量。摄影与语言的力量一体化,正确的向看的人传达,这就是报道摄影的基本形态。

本次展览会的参展作品,附加文本都很优秀。不会过长,也不仅是短短一个标题。如果只有标题,照片的具体情况就很难弄清。本次报道摄影展,让我重新认识到摄影所具有的「向人传达的力量」之大,是一次很好的展览会。東京会场虽已结束,地方会场依然会有举办场次,明年也会在東京都写真美術館举办。请一定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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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次世界报道摄影展,飯沢氏说报道摄影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本来的报道摄影是怎样的?报道摄影的第二篇,以著名图画杂志『Life』为中心,来回顾一下报道摄影的历史。

报道摄影与技术发达的关系

摄影诞生于1839年之后不久就被用做了记录的手段。说到报道摄影,能想到的最大的事件就是“战争”。初期的战争摄影,有拍摄了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1856年)的Roger-Fenton,拍摄了南北战争(1861年-1865年)的Alexander Gardner、Timothy Sullivan等摄影家。当时是湿板摄影的时代,拍摄时是把近似大箱子一样的东西支在三脚架上进行拍摄的,因而没能拍到战争的实际现场。所以初期的战争摄影只能在战斗结束后的战场上拍一些纪念照片一样的东西。

报道摄影的概念的成立,印刷技术与摄影器材的发达有很大功劳。1880年代至90年代,摄影的印刷方式发生变化,当时叫做halftone (網点)印刷、即现在所说的offset印刷(胶印)登场了。Halftone印刷使照片跟文字一起,而且是大量的得到印刷。那之前,照片不是直接印刷的,而是先做成版画再印刷的。照片跟文字能够同时印刷在当时是划时代的。Halftone印刷诞生后,报纸和杂志开始大量使用照片。

另外,照相机的小型化也很重要。由于相机变小,拍摄方式也从脚架摄影转为手持摄影。感光剂也从对名叫干板的玻璃的使用转为胶片。1925年德国的名为Ernst Leitz社的显微镜制造商开始发售使用电影用35mm胶片的能够连续拍摄的小型照相机「徕卡A型(I型)」。这一相机是极划时代的,摄影家亲身到战争的实际现场,开始将战场现状迅速、准确的拍摄下来。

随着照相机和印刷技术的发达,出版社的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本以文字和插画为中心的纸面,开始使用能够传达更为直接的图像的照片。就这样被称为フォト・ジャーナリズム(photo journalism)的报道摄影诞生了。

Photo journalism的创成期记

Photo journalism的原型的形成,是在1920年的德国。德国的ウルシュタイン社这一出版社,早早意识到照片能够印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出版了『柏林画报(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这一视觉中心的杂志。以此『柏林画报』为舞台Erich Salomon、Martin Munkácsi、Alfred Eisenstaedt等开始发表了生动的reportage photo。可以说photo journalism就是从此『柏林画报』开始的。『柏林画报』在1920年代后半成长为发行部数超过200万部的大发行量杂志。

不过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德国的photo journalism全部崩溃。纳粹主张法西斯,开始舆论镇压。还将以犹太人为中心的ウルシュタイン社的经营阵营全部取代,对犹太人和外国摄影家的活动进行限制。日本的名取洋之助也是ウルシュタイン社的签约摄影师之一。明取在德国留学,与ウルシュタイン社签约成为摄影师,作为东亚特配员进行活动,但由于纳粹取得政权没法回到德国。不得不留在日本的明取,建立「日本工房」,开始报道摄影的启蒙活动。就这样,由于希特勒取得政权,原本在德国作为photo journalist进行活动的摄影师或编辑工作人员,开始扩散于世界各地。

世界最大级的猛犸杂志『Life』创刊

『柏林画报』的编辑长Kurt Korff,摄影师Martin Munkácsi、Alfred Eisenstaedt亡命于美国。在那里Korff受时代社的经营者Henry Luce所托,开始计划创办一个新的面向大众的图画杂志『Life』。Korff与Henry Luce不合,在杂志名定下来之前的阶段就离开了。不过可以说基本的编辑方针和『Life』的风格就是由Korff奠定的。他也把成为『Life』中心的Eisenstaedt和Margaret Bourke-White作为摄影师带了过来。Korff虽然离去了,但凭借优秀的摄影师和编辑工作者之手,后来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图画杂志的『Life』于1936年11月创刊了。Korff所写的『Life』的创刊预告文章的一节,显示了『Life』的精神。

「一切都是看,从“看”中找到喜悦。换句话说,看,并感到惊奇,看,并学习。看,让人展示给自己看(見せてもらうこと),占据人类意志与期待的一半。也就是说,自己看,然后展示给人看,这就是本志的使命。」

(「すべて見ることであり、見ることに喜びを見いだすことである。いいかえれば見て驚くことであり、見て学ぶことである。見ること、見せてもらうことは、人間の意志と期待の一半である。すなわち自身で見て、そしてこれを人にしめすのが本誌の使命である。」)

这一节,是在宣言要将世界的全部一切进行视觉性翻译,并予以易懂的传达。就是说要回应大众对「看」之喜悦的渴望。以后,「自己看、展示给人看」成为photo journalism的最高目标。

『Life』的纸面构成,采取的是被称为photo essay或picture story的东西,即,将照片(image)与语言(文字)一体化,进而编织成故事(story)的方法。摄影通过使用多张照片,能够传达出复杂的讯息(message)与象征性的意象(image)。与此同时,由image随意扩展出去的联想,用语言加以限定,为报道的内容奠定方向。这是实现了将摄影作为一种语言来使用的方法。这方法也被大众所接受,『Life』瞬间成长起来。战后的1940-50年代是报道摄影的全盛时代,以W. Eugene Smith为代表的优秀摄影师不断登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摄影推动时代”确实是实际发生过的。『Life』的发行部数不断增长,1967年包含国际版在内达到了800万部。

『Life』的废刊

1967年创下800万部的空前绝后的记录的『Life』却在1972年12月休刊。对于杂志来说,广告作为重要的收入源现在与过去从未变过。『Life』往全世界派遣摄影师,长期取材拍摄照片,因而制作成本非常高。为弥补成本就十分依赖广告收入。然而从60年代末开始,出钱做广告的企业从杂志转移到了电视。这个一大重伤。此外『Life』是邮送给定期购读者的,邮寄费用的上涨也有很大影响。不过,废刊的最大原因应该是价值观的多样化。60年代的人们的思考方式变得多样化,往常只要刊载那种基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式的照片,大众就能够接受,而现在这一共通的基盘开始崩溃。越南战争是其中一大缘由。以前的战争,比如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是恶,同盟国是善,其价值观是非常明确的。但越南战争,很难说清哪一方是正义。于是对战争进行报道的『Life』,其文本的编辑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困难也敏感的传达到了读者那里。

越南战争以后,摄影师永远会被问「你拍摄战场是站在哪一方的立场来拍的?」经常会有人说,你拍摄越南解放战线,难道不只是站在美军身后来拍的吗?对于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开始出现各种怀疑,这个过程中照片的传达力也就被相对的削弱了。『Life』曾是代表着美国的正义的杂志,所以在价值观出现摇摆的状况之中,发行部数不断滑落,终至休刊。其后,虽尝试月刊志等形式的变化,有过几次复刊,但最终也没能回到全盛时代,现在也依然是休刊状态。不过,再次复刊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比如「Web版 Life」之类的。『Life』已经是一个传奇性的品牌,或许可以再次利用这一点。不过想要重新达到四五十年代的黄金时代是比较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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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报道摄影,就不能不提摄影家集团「马格南」的存在。飯沢还说,我们在看报道摄影的时候,不能只是被动的看,而且有必要培养「读解照片的能力」。本期他就摄影家集团「马格南」和读者看照片的态度进行了解说。

国际性摄影家集团「马格南」的设立

1950年至60年的photo journalism的黄金期里面,摄影家集团「马格南(MAGNAM PHOTOS)」的存在很重要。马格南,是Robert Capa、Henri Cartier-Bresson、David Seymour、George Rodger四人聚在一起,于1947年设立的“摄影家的代理”。

对于报道摄影家来说,自己的照片如何被使用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战前,他们并没有明晰的权利意识,报道摄影家只是拍照片的存在。拍下来的胶片,经常被代理或出版社任意裁剪,摄影家在交付照片时即使附上写好的caption,也经常被篡改。最糟糕的,照片会被很多个杂志使用,却不向摄影师支付稿费,等等,那时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卡帕他们以保护、伸张摄影家的权利与自由为目的设立了马格南。同时,报道摄影的取材费用需花费大量金钱。这部分费用由会员出资进行运营,这样马格南成为对经济不济的伙伴们进行援助的系统。

马格南虽为会员制,但细分为正式会员、特派员、寄稿家、准会员、候补生。想要作为摄影家所属于马格南,须先取得会员资格。但想要成为会员很难,推荐是必然的,还要提交portfolio,要取得其他会员的认同才行。正式会员实际上只限于很少的一部分人。

看马格南会员的作品,会发现总有艺术派和报道派两派的对立。一方是有强烈意识把照片当做自己作品进行拍摄的摄影家们,另一方面是有强烈意识要把事件记录下来并传达出去的摄影家们。乍看之下感觉是两个极端,但我认为正是二者既对立又相互尊敬的动态的运作使得马格南这一团体很好的抱成一团。而这一状态的代表,在初创会员来说就是Robert Capa和Henri Cartier-Bresson了吧。

卡帕的摄影是现场主义。看他的照片,有很多都称不上拍得好,不时能见到抖动模糊、构图凌乱的照片。但是那照片却有着强烈的真实性,让看着照片的我们感到在直接面对着卡帕之所见。我们通过卡帕之存在,得以了解到战场等生生的现场。相对照的,布列松摄影的特长在于一种对世界的俯瞰式的视点。能感觉到他有美学上的意图,和想要拍出完美构图的强烈意志。而且原本他的志向就是当画家。在我看来,正是卡蒂埃布列松和卡帕这两种人的同时存在才是马格南这一团体的有趣之处。

「报道摄影」这一说法,原本是「reportage photo」这一说法的翻译,直译的话就是「报告的摄影」。但是报告是与摄影家的主观和个性强烈相关的。我觉得反而在这里蕴藏着报道摄影的可能性。所以,到哪儿为止是报道摄影,到哪儿就超出了其边界,给报道摄影进行定义划界限是很难的。而报道摄影的一个重要条件,应该就是摄影家首先有「要把发生的事件传达给别人」的意志,同时其“付诸何种形式”的方法论也要明确成立。

看照片的读者一方的意识

报道摄影被什么样的媒介使用、如何被使用,关于这一点的思考也是很重要的。报道摄影的中心媒介是杂志或报纸等媒体。所以,像世界报道摄影展那样在美术馆看那些照片,可以认为是极特殊的例子。报道摄影之基本,就是通过媒体把摄影家之眼所看见的现实真切地传达给读者,因而处于摄影家与读者之间的出版社与编辑者的工作就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编辑者没有想要准确传达的意志,那么照片被看作单纯的丑闻八卦、被曲解的可能性就很大。摄影家、编辑者(出版社)、读者这一信息通路的正确运转是有必要的。

另外,报道摄影是由摄影家的主观拍下来的,读者在接受这些照片的时候不应该囫囵吞枣。这也就是「读解照片的能力=literacy(读写能力/领域知识)」的问题。比如读文章,如果不懂得日语语法就没法读懂的吧?英语的话如果不懂英语的单词语法也没法理解。而在摄影上,最近「photo・literacy(照片语汇能力)」的重要性开始被谈及。照片被拍下来的背景情况,或者摄影家是站在何种立场对被摄体进行拍摄的,如果不知道这些,那照片经常会看起来完全不同。读解照片,虽然难,但却是很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最近出了『フォト・リテラシー 報道写真と読む倫理(photo・literacy 报道摄影与“读”的伦理)』(今橋映子著、中公新書)这一本很好的书,请一定读一读。

最可怕的是,看照片变得极其情绪化。比如只被表面的图像所震惊而不忍直视,或者反过来由于照片的优秀而沉溺于过度的同情之中,这些都不好。看照片时,距离感是必要的。想要做到持有距离感地去看,不仅需要「知识」,「知性」也变得必要。要问什么是知性,虽然难回答,但我想可以说是在包含了经验与常识等等之上,还要有属于你自己的见识见解。想要获得知性并不是简单的事。我认为,读解照片的训练,可以从小学中学就开始做起。比如用照片来构成故事之类的课程。这样就一定能意识到,仅仅一张照片,也可能附加上各种各样的故事。反过来也会知道,只会单一的观看方式是多么的危险。在这样的不断反复中,读解照片的能力也会培养起来。

举出情绪性地看照片的有名的例子,获得普利策奖的Kevin Carter的「秃鹫与少女」(1993年)的照片就是一个典型。这照片拍的是,在由于饥饿而身体瘦弱的小女孩旁边,秃鹫正准备袭击小女孩,这样一个情状。如果情绪性地看这张照片,「小女孩就要被袭击了,摄影师在干吗呢!」就会简单粗暴的连接到这样的想法上。但如果只止于此,那是没意义的。那张照片是在持续内战的苏丹拍摄的,其背景是北部伊斯兰教势力和南部基督教势力的宗教战争。当然,也是北部的丰饶与南部的贫穷之间的经济纷争。苏丹的这两个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才出现了那些悲惨的状况。然而,这一背景如果只看那一张照片是没法读取到的。所以,了不了解背景,一定会让照片的观看发生很大变化。这方面,如果没有扎实的知性在身,我想是很难做好的。

拍摄悲惨情况的照片时,摄影师是应当上前救助呢,还是应该在一旁拍照片?这是经常提起的议题,对此我有很明确的考虑,我认为摄影师应该拍照片。然后我认为一定要把拍的照片发表出来。如果尚有余裕也可以提供救助。这一议题的问题在于,把选项限定在了应该救助?应该拍照?变成了这二者的二选一。但其实把不同层次的东西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讨论这本身就是错的。要说理想的情况,这两者都是应该做的。把不同层次的东西混同在一起是不行的。最差劲的,就是那些自己呆在起居室等等安全的场所里看着杂志电视,却在那里指责摄影师应该提供救助的那些人。我倒想反过来问他们,你们有资格说那些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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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数码照片的后期与合成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篡改照片也看不出痕迹的程度。而且,手机上装备了照相功能,已经到了人手一台相机的时代。飯沢说,在这样的时代,就有各种各样的道德(moral)变为必要。报道摄影的最终篇,关于数码时代的摄影的道德。

数码时代的报道摄影的危机

现在的数码技术,已经发展到篡改数据也看不出来的地步。我觉得这对于photo journalism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2003年,『Los Angeles Times』报纸刊登过一张伊拉克战争中英军士兵呼唤住民避难的照片。可是,后来发现这张照片其实是两张照片合成出来的。像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就会让观者失去对原本是为传达真实发生事件的报道摄影的信赖。看的一方虽然可以怀疑,但技术已经进化到了即使怀疑你也没办法辨明的地步。而把两张照片组合起来,能做成有冲击力的照片换到钱,这样的诱惑摄影家或编辑者能不能战胜得了就比较难。所以说,篡改与不篡改照片数据,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道德或伦理的问题。

用手机拍照片的道德

发生在秋葉原的无差别杀人事件想必大家记忆犹新。当时看到这个事件的报道,感觉到恐怖,觉得现代怎么到了这步田地了。就在这血淋淋的现场,有人用手机拍了照片,那些映像也被无差别的流向网络。大众媒体的报道,我想也是以猎奇取乐为基调的居多。

现在,报道摄影所处状况变得严峻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了相机。过去,读者没法去到的现场,报道摄影家可以去到,并拍照片回来,所以他们是特别的存在。所以读者带着尊敬的目光看他们。而在现在这种状况下,那种东西就没有了。

当时在现场用手机拍了照片的人们,我想他们的意识中应该是「自己是在从安全的场所进行拍摄」。他们拍的照片,跟报道摄影家在炮弹横飞的战场冒着生命危险拍的照片,其意义是彻底不同的。用手机拍照的人,是在以一种茶余饭后望着电视的感觉拍的照片啊!但无论是谁,如果偶然身处现场,拿着相机的话,不都会拍下来么?「拍吗?还是不拍?」当场作这一瞬间的判断是很难的。不过,拍了之后,可以选择「不给人看 不发表」这一选项。那么,用手机拍照的人的道德,就一定会在发表的时候受到拷问。然而当今的大众媒体,会不加考虑的回收手机等拍到的图像并发表在各类媒体上。我想现在已经要在个人识见或社会常识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了。

信息满溢的现代社会

现在的时代,是个大量信息暴力性地进入视线的时代。最近,我在坦桑尼亚的Zanzibar岛呆了两个月,虽然暂时离开了日本的报纸或电视,但在查邮件的时候,还是有各种头条新闻进入视线。看了标题介绍,又会忍不住点击。明明不在日本,日本的信息却一直跟在你身边,让我感觉特别不好。而且也没什么像样的新闻。

跟过去相比,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的眼与耳。比如中国四川省大地震的新闻,在坦桑尼亚也被电视新闻大举报道。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一个限度的,信息量再怎么增加,接受并能够做出反应的量也是有限度的。电视或网络给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我觉得,如果心里不保持一点对于网络的可怕与危险的感受,就可能会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坐在电脑前,一坐就可以坐一整天。现在的时代,反而是对信息的选择变得困难。正因为处在这样的时代,更切实的接受到信息,仔细咀嚼、进行思考就变得很重要。然后,不仅要思考,还有将之付诸具体形态的一连串的过程……。比如,我的话会写成文章;普通人也可以把接受到信息拿来跟别人讨论,等等。在持续这样做的过程中,七零八落的事件(信息)会连接在一起,进而锻炼人的知性。

照片的“留在记忆中”的力量

摄影所具有的“‘传达事件’的力量”,在报道摄影这样的门类中强烈的体现出来。「9.11」的时候我也想过,那时看到电视上播放的飞机撞击世贸大厦的影像,而过了一段时间脑中留下的,是大厦崩塌的瞬间、撞击的瞬间,等等的静止图像。可能确实是动画比较难留在人的记忆中。而通过静止图像看到的画面,真的是可以一幅一幅刻印在记忆中。这样一想,即使是在电视全盛的时代,通过静止图像来捕捉事件也一定有重大意义。看到报道摄影的照片并受到冲击,这一构造从19世纪报道摄影的登场以来从未变过。我觉得「“留在记忆中”的力量」是摄影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特质。比电视上对事件的报道远为细致与强有力。看照片,会有一种临场感作为全身性的感觉传达过来,味道,温度,会有更加生理性的恐怖感直接地传达至人的身体。这一点上确实还是摄影强。

虽然都说现在是报道摄影的「冬天」,但还是希望这一门类能一直存留下去。世界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不停追询那些事件的能量虽说可贵,但现在的信息过多,接受方的好奇心也在变得稀薄。这个不得不想想办法啊。看了报道摄影展,看到报道摄影朝向新的形态的演变,也许观看一方的意识必须有所应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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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沢耕太郎(いいざわこうたろう)

摄影评论家。日本大学芸術学部写真学科毕业、筑波大学大学院芸術学研究科博士課程 修了。凭『写真美術館へようこそ』(講談社現代新書)获得サントリー学芸賞、凭『「芸術写真」とその時代』(筑摩書房)获得日本写真協会年度賞。『写真を愉しむ』(岩波新書)、『都市の視線 増補』(平凡社)、『眼から眼へ』(みすず書房)、『世界のキノコ切手』(プチグラパブリッシング)等著书多数。「Canon写真新世紀」等公募展评审员、学校讲师、摄影展的企画等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活跃。

整理:加藤真貴子 (WINDY Co.)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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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蔡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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