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这一用语，永远无摆脱付着于其上的一种以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为前提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真＞的东西客观地存在于外部的某处，而照相机这又一客观的机械将其原封不动的截取下来。」照相机的发明及其利用方式之历史不可避免地将这一点强加于摄影之上，在对事实的重视的意义上带来了面向纪实主义的丰富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会生出一种可称作“事实信仰”思想的东西，它拒斥一切在事实之戏剧性与照相机的紧张关系中产生的摄影师的拟剧论(Dramaturgy)，以及由此引出的「表现」的问题。

最近，有关杂志媒体之图片(graph)的全面無聊、模式化(stereotype)终于被提出讨论，然而这事情并不是摄影师的质量低下、编辑者的惰性或读者对图片企划的漠然等等各别的责任，而不得不在涵盖了以上所有这些的即便在所谓映像文化的时代却依然根深的事实信仰而非映像信仰的思想中，以及认为唯有文字才能传达逻辑的文字信仰的思想中寻找根源。

举图像制作的具体例子。首先编辑者要决定企划的概要，或者说具体要做些什么，比如人口问题，夜间中学，贫民窟问题等等，决定后传达给摄影师。此时自然会大致做一下选择，看哪个摄影师较适合这个企划。但是，此选法类似于社会科、妇科等那类区分，至于摄影师的眼光、方法等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总之摄影师被选出来。与此同时，编辑和摄影师齐心协力开始「事实」的列举。对「事实」的重视，意味着挖掘出各种原样的「事实」，和对「事实」的无批判的列举。就是说，graph制作的整个过程都集中在这一点，而所有一切也都终结于这一点。接着摄影师只需奔赴被列举的「事实」，考虑各式构图、角度，按快门。如此一来，编辑和摄影师以「事实」为中心似乎建立了完全的合作(collaboration)关系。然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在「事实」面前，编辑不再是编辑，摄影师也不再是摄影师。编辑与摄影师之间的逻辑的相互碰撞，以及由此向新认识飞跃的可能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丧失了机能的职能分担。

此处被完全忽视了的，是「影像是逻辑」这一老生长谈的大前提。

本志二月八日号本栏，丸元淑生氏指出把读者带入对象之现场的相机之「眼」的必要。然而，在此我虽深知，只要还在摄影的范畴，作为摄影的重要功能的“「事实」的记录”就会宿命般的纠缠不清；但我更要强调的是，相反地，被表现、被提出的摄影其自身将构成一个独立的宇宙，携其作为影像的逻辑开始自主运动。那是独立于「事实」、「现场」、「对象」等等的自由的逻辑；有时，在既已被表现、被提出、被「外化」的意义上甚至是独立于摄影师的自由的逻辑。

影像同其他所有思想表现一样，有其逻辑，有其主张。它反逆，它顺从。编辑与摄影师双方在这一认识上的欠缺。然后是进一歩将其补完的读者的无反应。这样，保证了graph企划的全面低劣的不幸的三角关系就此完成。亦即三者通过graph完全没有相互交流(communication)。

尽管如此，影像的功能还在无限的增大。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就是被包围在不计其数的影像中茫然自失的样子。为了打破这一状态，必须要做的是什么？答案并不容易出现。为了影像作为影像的复权，为了影像在整体交流领域(communication field)获取正当的安置，我们必须把“逻辑唯有文字才能传达”这一由于活字印刷术之发达而产生的近代特殊观念从意识的内部将其摧毁。

不过在那之前，我们首先要清算这不幸的三角关系。首先要从摄影作家的主体之确立，从作家之于编辑的自立开始。作家要持有其作为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将其自身的逻辑推行出去，如今这种休克疗法是必要的。在此意义上，『カメラ每日』一月号，石元泰博•東松照明•长野重一第一次共同制作的「新宿」值得特书。它拒绝了一切文字的解说，甚至其所采取的形式是一张一张照片的拍摄者都不予以明了。虽则乍看之下颇无原则，且不友好，但从中可见一明确的冒险式尝试，将所要表现、提出的作为「实体」的影像的逻辑强烈打出。去年『现代之眼』分六回连载的東松照明氏的「I am a king」亦是一例，作为杂志媒体之graph的新的展示方式，其意图有必要被充分领会。

（『日本読書新聞』一九六五年二月二二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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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蔡骁